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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法国一家报社邀请全世界40多个国家的作家，写一件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具有国际性的文化艺术事件。那时我是山东高密的农民，实在想不出我们村发生过什么国际性文化艺术事件。后来，我想起一件事情。1972年深秋，县城上映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人们说，这个电影非常好看，所有去的人没有一个不流眼泪，甚至有在电影院哭昏了心脏病发作送到医院抢救的。这勾起了我们几个小伙子的兴趣。我们是社员，去县城看电影要经过生产队长的同意，我们没有请下假来，偷偷跑掉了。从我们村到县城50里路，我们一路急行军，上气不接下气往县城奔跑。跑到县城，11点以前的票全部卖光，只能等深夜那一场，结果进到电影院还是满座。电影开始不久，四周就响起了抽噎的声音，慢慢发展成低声抽泣，后来有人嚎啕大哭。我向来号称眼睛比较硬，但也受到电影情节的感染，热泪盈眶。看完电影，我们连夜跑回家。第二天一大早，队长见我们第一句话是问：为什么不请假就跑了？我们说，看了一部非常感动的电影。队长说，什么东西也比不上吃饭重要，电影能当饭吃吗？你们看了一场电影，今天早上不吃饭可以吗？我们说不可以，因为跑了一夜很累，必须吃饭。实际上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讲，看电影确实比吃饭重要，如果让我饿一天肚子能看一部好电影，我一定会饿肚子。 80年代，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有一个专门搞电影评论的同学，写文章说《卖花姑娘》赚取中国人1万吨眼泪。我说，这是胡说八道，1万吨眼泪差不多是一个湖泊。他给我算账，中国当时看过电影的有1亿人次，每人流一两眼泪，一算就1万吨了。后来，为写文章引用细节更准确，我重看了《卖花姑娘》。事情已经过去快30年，当时我是小伙子，现在已是中年人，看了那么多中外电影，难道还会为《卖花姑娘》流眼泪吗？结果依然泪流满面，这么简单的情节我为什么要哭？因为这部电影里有我的青春岁月，我一边看里面的情节，一边想象我们忍着饥饿往县城奔跑，想起当时那么年轻，那样有追求，为了看一部电影可以不吃饭。 我想到了第三部电影《红高粱》。这部电影我看了很多遍，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反而觉得好笑，因为我知道这个电影的制作过程，根本没有作为一个纯粹观众的感受。看到电影里巩俐坐在小石桥上，我马上想起带着一帮朋友去看拍电影。看了一上午，一个镜头都没有拍完，他们很失望。所以看《红高粱》我不感动，反而觉得好玩。也就是说，当一般观众沉浸在电影里感动得死去活来时，电影制作者们都在偷偷地笑。电影导演希望把所有观众都变成“傻子”，希望观众都把电影当成真事，尤其是沉浸到电影中去，变成其中的一个角色；而我们的电影评论家就是要时刻提醒观众，这是电影，不要太当真了。电影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技术。这里面有值得大家作为榜样的人物，也有值得大家批判的人物，有一些闪光的思想，也有一些不太健康的思想。这就需要电影评论指导观众，有更加冷静的态度和立场接受电影艺术。 大概自从有了电影，电影评论就存在了。即便刚开始时，没有这么多刊物、电视频道，但每一个观众都是潜在评论者。只不过，电影发展100多年后，电影评论已经变得非常成熟，产生了很多评论理论体系。所以，在电影电视大量出品的情况下，怎么样让观众选择最好的电影，或者怎样引导观众从电影里发现最有价值的东西，是电影评论的价值所在。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