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梧：两千年来儒学陷溺于大困结中 需转化而非抛弃

本文作者：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创新协同中心杰出访问学者、儒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林安梧。

这部《“血缘性纵贯轴”：解开帝制･重建儒学》是我近三十多年来对于帝皇专制、父权高压与儒学体系的深层反省之一。面对着儒家人伦教化的核心，最为重要的“五伦三纲”，环绕着“血缘性纵贯轴”这概念丛结，展开了深层的哲学阐析。

犹记少时，读《论语》，喜其平易，平易中有坚定，坚定中有恒久，觉此孝悌人伦、道德仁义，高明中庸，天长地久之教也。因而立志，欲效孔子之周游列国，弘扬中华文化于天下。但我总觉得儒学有一难以处理的问题，那便是与“帝皇专制”、“父权高压”及“男性中心”，纠结一处，为许多所谓现代化的进步开明派所摒弃。我亦觉此问题若不得解决，儒学之兴复，总是有个病痛在，动不动就会发起病来。而且一发起病来，就麻烦得紧。业力现前，难以了脱。

年青时，读了许多对于儒学批判的书，总觉得这些书很少能进到里处，见到病源，往往只就现象说说，概括出一些病征，说出些片面的道理。有些虽进到历史诸多层面，但由于哲学的高度所限，其反思看似有些知识理论的建构，但仍只是概括而已，实不足以解其病痛也。除此之外，我年青时，更多时间阅读了当代新儒家的书，他们对儒学既有虔诚之敬意，也有较为深刻的反思，但我还是觉得这些反思，仍有进一步探求的必要。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接闻阳明学，读《传习录》，直捷简易，透辟明达，读之欢喜，踊跃不已。我当时想，这等大学问，一体之仁，落于人间之实践，却有千万个困难，此又何也。我觉得此中一定有个大病痛、大困结在。当时，好读书，广搜中西、举凡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莫不搜读，摘抄笔记，反覆思考，何以权力之纠葛，如此其深也。大道之不明，如此其久也。此中纠结处，必当点出，儒学方有重生之可能。

严重的问题并不是出在儒学本身，而是两千年的帝皇专制，连带此帝皇专制而强化了父权高压，也严重化了男性中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三纲之说本要说的也是个常道，仍是相待而依倚的、“两端而一致”的和合之理，结果闹到后来，成了“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就实在太过头了。要寡妇守节，原意也不差，但弄到后来，拿个贞节牌坊，来桎梏人的身心，就连未过门的媳妇，也得守寡。你说这会合孔老夫子仁爱之本怀吗？但听说有人也把这叫做儒学，说真的，这是哪门子儒学啊！

不是儒学，但被说成是儒学，而且还高挂着儒学的匾额，这样的三纲，这样的儒学，这样的父权高压的儒学，这样的帝皇专制的儒学，这样的男性中心的儒学，你要吗？我想不会有人要的。如果，这叫做传统，那不只反传统主义者要反，我也要反，阳明要反，孟子要反，就连孔老夫子本人也要反，夫子不只说“非无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他会亲自督军，要子路带兵，跟着一群子弟，杀过去的。真儒与俗儒、伪儒、陋儒，这场斗争是必要的。

这斗争，不只是有形有象的外在斗争，它更困难的是无形无象的内在斗争，它不只是外在的历史表象问题，它更是内在身心业力的问题，是整个民族、整个文明，自古及今，两千年来的身心业力问题。它的确是一阴阳相害、神魔交侵，而难以处理的论题。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我一方面接闻儒家之心学一脉，喜其高明透脱，洞彻有力，却也发现此中有一难解之“咒术”在焉！一方面又读了诸多西方哲学，特别是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文化批判诸书。因而我渐渐看出此中的大问题来，也有了解开的途径。

我以为此中有一严重的大困结，我且名之曰“道的错置”(Misplaced Tao)。两千多年来，儒学陷溺在帝皇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的严重困结之中，把权力与道德、专制与良知，搅和一处，莫明所以。本是国家领导，期望他能作为好的国君，这当然是好的。“圣君”本是要求其为“内圣”，方能成为“外王”，这是有德者、有能者，才能居其位、行其权的说法，这当然是对的。本来求其为“圣君”，但现实上，却是他既为“君”了，他就自以为是“圣”了。不只他自以为，而是大家都这样认为。这样一来，有了权力、就有了道德，而且绝对的权力、绝对的道德，“君圣”与“圣君”就错置了。

还有“君者，能群者也”，他应是政治社会共同体的领导者，与血缘亲情所成的自然连结，是有所区别的，现在硬要连结在一起。君臣关系原是相待而依倚的，“君臣以义合，合则留，不合以义去”，结果把“君”紧密的关连着“父”来说，说是“君父”，这也是错置。“君、父、圣”三者形成严重的错置，道德仁义也随之错置；错置者，倒悬也。如何解此儒学之倒悬、解此“君、父、圣”之错置，一直是我从事儒学研究、教学，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

中国政治传统固有其反智论之传统，然非只反智也。这里有着“主智、超智与反智”的纠结在。这纠结与“道的错置”(Misplaced Tao)密切相关，须得明示之，分疏之、阐释之、开解之。“道”如何错置，这必得深入“君、父、圣”的“意底牢结”（ideology）中，才得解开。“君”为“宰制性政治连结”的最高顶点，“父”为“血缘性自然连结”的最高顶点，“圣”为“人格性道德连结”的最高顶点，“血缘性的自然连结”、“人格性的道德连结”、“宰制性的政治连结”，这三者构成了我所谓的“血缘性的纵贯轴”，他影响了整个中国文明的走向。中国文明数千年而不衰，与此相关也。中国文明停滞了一两千年而不进，与此相关也。中国儒学之有帝制式的儒学、生活化的儒学、批判性的儒学，这三端，与此密切相关也。中国文明之强调纵贯的道德创生，把本体论与宇宙论连在一起，把存在与价值和合一处来说，把天人、物我、人己，三者通而为一；原强调的“春秋大一统”，结果变成“秦汉大统一”，这莫不与此“血缘性的纵贯轴”密切相关。

既与“血缘性纵贯轴”这结构密切相关，那研究儒学、研究中国文明、研究中国历史社会总体，研究中国哲学最为核心的，莫不是要好好解开这难以解开的困结，这本书标举出“血缘性纵贯轴”为的是要去分析、阐释、解构此难以解开的困结，并冀求其有所开发、有所创造、有所生长也。

这部书起稿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九三年到九四年间，那时我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Wisconsin University at Madison)历史系访问，从学于林毓生先生，并与诸多师友讨论，心得笔记，重新疏理，终而得成。当时往来最多、讨论最多的朋友，陆先恒博士，竟尔作古多时，想来不禁欷嘘。如今想来，如在昨日，想起郑再发教授的博雅言谈、想起在周策纵教授处的纵酒高歌，还有与郑同僚、黄崇宪、马家辉的讨论，都不免有着久久的恻悱，有着深深的感恩。过了二十一年了，我的老师啊！我的朋友啊！有在有不在的了。我的儒学啊！仍然在艰苦奋斗中，困结依旧存在，仍须奋斗疏理、仍须用力开决。疏理、开决，儒学方有所进也。

这部书稿初写成于一九九四年春夏之交，后修改经年，一九九六年以《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的理解与诠释》为题初次出版于台北，一九九八年又在对岸的上海再行修订出版。十多年来，关连此的讨论文章已有不少，但此书早已售罄多时，许多年青学者，还有研究生，都说想买，买不着，须得再版。我也考虑要增订，但动起来可是不容易。想了想，还是改了些手民之误，接受建议，把原来的题目做了调整，以《“血缘性纵贯轴”：解开帝制･重建儒学》为题，再加上一篇纪念老朋友陆先恒的文章（副论第五篇〈众生病病病可离，万里神洲齐奋力──悼念陆先恒博士），说真的，没有先恒，我这本书可不会那么快就写成。

书要重版了，才知学问并没有多大进步，只是就以前所开展的，补其罅漏而已。真的，“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青壮之年，人生境界或有不及，但智力觉性的透悟力特强，朱子中和新说、阳明龙场悟道、船山写成《周易外传》、《老子衍》，都是三十七岁，良有以也，这道理是真真切切的。

《血缘性纵贯轴》一书的写成，在我的为学历程来说是重要的，在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的探讨上，“血缘性纵贯轴”这词的提出有其关键性在，“道德错置”如何构成，如何疏解开来，必须以此作为核心，展开努力。从传统儒学如何开启公民儒学，也必须在此有所着力。儒学不能只停留在心性修养，儒学必须更重视社会公义，亦必须在此着力。从陆王本心论为主的思考，而调节为以横渠船山天道论为本的思考，从牟宗三先生的“两层存有论”转化为“存有三态论”，从带有护教式的“新儒学”到批判性的“后新儒学”，也都与此《血缘性纵贯轴》一书密切相关。

旧籍重刊，当有新言；剎那生灭，当下已故，岂有新者。抽足入水，已非前流，虽说如此，读者为新，当下即新，生生不息。想了想，何不将原先的附录三篇，作一修订，又取九十年代末写的《心性修养与社会公义》论纲，再加上了在美期间写成的《麦迪逊手记：后新儒学的怀想》，及悼念先恒的文章，以为副论。如此主论十一章，副论六章，终于成了这本新版之作。

“血缘性纵贯轴”当得解开，但解开，不是要抛弃；而是转化、开展，并且进一步求其成全也。祈愿公民社会的建立，民主宪政的开启，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儒家王道思想得以进一步的开展与实现也。斯为序。

乙未年(孔子纪元2566年，公元2015年)七夕写于元亨书院台北分院

 丙申年秋九月二日晨订稿于台北象山居 元亨书院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