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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冷战史研究中，政治宣传和心理战虽然是受到重视的论域，但是具体到各国、各时期的宣传画、漫画、摄影等艺术种类作为宣传手段，具有鲜明主题性或问题意识的图史互证式研究则仍然有待拓展和深化。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在他的《图像证史》（2001年）中认为，“总的说来，有关视觉宣传的历史研究关注的重点在于法国革命或20世纪，集中研究了苏维埃的俄国、纳粹的德国和法西斯的意大利，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引起争端的图像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他的这一说法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指Toby Clark、ZbynekZema、R. Taylor和David Welch等学者的论著。今天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当然早已超出了这些国家或主题范围，也出现了以“冷战与宣传画”为专题的研究。例如我手头上的一本Posters of the Cold War（ V&A Publishing,London,2008），收集了来自15个国家的冷战题材宣传画，涉及到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其中也包括毕加索等著名画家的作品。上周在韩国首尔大学参加由统一和平研究院、韩国冷战学会共同主办的“冷战与和平的图像”学术研讨会，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都是关于冷战时期、尤其是朝鲜战争中的视觉图像（宣传画、摄影、艺术档案、漫画等）、电影、都市形象、文学等论题，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国际学界的冷战史研究中，视觉图像研究正越来越受到应有的重视。 政治宣传画往往以其强烈的视觉感受而在历史的某种时刻表现出它的力量，给当时历史情境中的人们以强烈的心理冲击，以后成为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试举两个例子。1949年2月3日，中共军队进入北平之后不久，一个名叫卜德的美国人在这个城市里“看到了一幅令他印象深刻的中共宣传画，画面上，蒋介石在一个向他伸出的巨大拳头面前缩成一团，在他的脚下横着一堆龇牙咧嘴的骷髅，骷髅的手里握着一把剑，上面是两个英文字母‘U.S’”。（李夏恩《1949，美国如何被清扫》，《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9期）这仿佛是为了证明宣传画在冷战中的作用，两年以后另一位美国人又有了同样的强烈体验。美国著名外交家、曾被称为“冷战之父”的乔治·凯南在1952年5月作为新任驻苏联大使到达莫斯科，当他看到莫斯科街头到处张贴着“恶毒的”反美宣传海报的时候，感到非常气愤，亲手一张张将它们撕扯下来。（乔治·凯南著、弗兰克·科斯蒂廖拉编《凯南日记》，275页，曹明玉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有意思的是，在历史转折点的一瞬间，视觉宣传本身就可以形成一种力量的冲突。距卜德在北平遭遇宣传画之后不久，上海解放前夕的左翼学生在车厢外张贴反美标语，控诉美军炸弹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这一情景被拍摄下来，这幅照片与当时应该还高挂在上海街头的一幅英美商品海报形成极端的对比，又似乎完全是巧合：力士香皂海报上的好莱坞影星葛丽亚·嘉逊与坐在列车车厢窗口上张贴反美标语的那位女生的头像角度一样、青春美丽一样，但是她们却分别预示着极端相反的两种政治文化的诞生与死亡。 会后去参观了据称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战争纪念馆。进入展览大厅后，首先注意到关于朝鲜战争的展厅被命名为“6·25战争室”，这个展厅名称一看而知是强调了在6月25日这一天发动战争的责任，这一天代表了原罪。几年前在“韩国战争学会”的一次研讨会上，围绕着这场战争的“正名”问题产生了激烈的辩论。左派学者认为“625战争”这个命名只是目光短浅地突出了战争爆发的时间，同时也隐含着强调战争发动方的责任，而抹杀了战争前后朝鲜半岛的历史状况与阶级矛盾，因此认为应该称作“韩国战争”。有反对者则认为战争责任问题不能模糊不清，更不能把双方的责任颠倒过来；进而对英语国家使用“Korean War”而不是“Korea War”提出了质疑，认为应该用“the 625 War in Korea(1950-53)”或甚至是“the Communist War in Korea(1950-53)”来表述。 美国历史学家、朝鲜战争研究中修正学派的代表性学者布鲁斯·卡明斯在他的《朝鲜战争》（林添贵译，三联书店，2017年6月；原著出版于2010年）中强调这是一场内战，而且认为真正的悲剧并不在于战争本身，而是在于这场战争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只是恢复了原先状况，并只能依靠停火维持和平。（26页）应该说，就基本性质和历史渊源而言的确是一场内战，但就内战中的各方力量尤其是联合国军的大规模介入战争以及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而言，恐怕又远远超出了内战。可以认为，他提出“内战说”的主旨是反对美国介入这场战争，如果以中国的国共内战为参照就更能明白他的用意。至于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回到原先状况因而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说法，我觉得是他过于僵化地看待战争的输赢结局。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雷蒙·阿隆从冷战中的战争与和平的博弈来看问题很有启发，他说：“‘如果想要和平，那就准备战争’”（si vis pacem para bellum）……不管多么忠实地听从这一忠告，却也从来就没能阻止战争。”（《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159页，朱孔彦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换言之，在冷战格局中的战争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在不得已的形式下以战争求和平；如果用我们的话说，“让对方乖乖地回到谈判桌上”（尤其是指发动战争或越过边界的一方），实现停火，难道不是对战争的一种解决方式吗？ 人们知道，在美国朝鲜战争曾被称作“被遗忘的战争”，但这场战争实际上却对美国的体制、军事体系、外交政策等均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而且与民间的集体遗忘状况相反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学界对朝鲜战争的研究相当热闹，这种冷热反差更凸显了朝鲜战争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卡明斯该书的重点是研究战争发生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所面临的形势、各自的利益诉求，以及战争期间发生在正规的军事战斗之外的恐怖杀戮、美国对朝政策的发展变化、战争对美国国内政治与文化的影响等议题，而且他强调这是写给美国人看的通俗著作；而作为左翼学者，卡明斯在书中对战争中的恐怖屠杀真相的揭露以及对在麦卡锡主义笼罩下的思想恐怖氛围的批判尤为值得思考。 在朝鲜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来自多个国家的记者还可以发出未经检查的电文，但是随着韩国军队暴行的曝光，美军宣布所有记者要划归军方管辖，禁止“任何诋毁性评论”；即便能够通过新闻审查，在美国国内也会经常在麦卡锡主义恐怖氛围中被封杀。（62页）在美国国内，“麦卡锡代表了一个极具破坏性的意识形态时代：标签取代了论据，证据真实与否则毫不重要。”（64页）因此，自由知识分子在棍棒与胡萝卜之间集体禁声。关于爆发于1947年的济州事件，卡明斯指出“美方文件的保密是对济州人民残忍、大规模的侮辱。没有人晓得有多少人死于这场屠杀，但长期保密的美方资料说，有3万至6万人被杀……”。（89页）卡明斯根据解密材料和多年来各种媒体的爆料揭露战争过程中发生的屠杀囚犯、战俘、平民的暴行，无论是南方或是北方所犯下的暴行，在对照各种受难者数字统计之后他说，“杀害3万人和杀害10万人，都不会让人心安”。（137页）但是作为历史学家，他更关注的是追问战争与暴行的历史渊源以及战后几十年的历史记忆如何被压抑和被还原。屠杀经常发生在军事撤退的时候，这是南北双方都有过的残酷行为，2001年和2005年相继成立的“朝鲜平民屠杀真相委员会”和“朝鲜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持续地进行调查、公布、道歉和赔偿的工作；卡明斯认为这是争取民主的结果，在独裁专政下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压抑记忆乃是历史借以保存、收藏过去的一种方法；情况一有变化，被压抑的历史立即倾泻而出”。（146页）他甚至把复原历史真相作为“被遗忘的战争”的安魂弥撒，认为这样或许最后能达成南北和解。（同上）被遗忘的战争与不能被遗忘的屠杀，这的确是朝鲜战争遗留给后世的最大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对金大中当政时期作出的和解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不断批评美国政府和一般人民心目中对于朝鲜战争的无知和在意识形态以及种族偏见支配下的刻板印象——他指出，如果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与美国人心目中的印象大相径庭的话，这可以说明为什么美国在朝鲜不可能获得胜利。（导言）这可以看作是美国朝鲜战争史研究中的“修正派”的现实主义观点。 从战争纪念馆展厅出来，穿过中心广场和两组雕塑群像，在右侧角上有一座“兄弟雕像”，它表现的是“各自作为韩国军和朝鲜人民军参战的两兄弟在战场上戏剧般相逢的真实故事”。（战争纪念馆说明书）这座雕塑很自然让我想起由姜帝圭执导、张东健和元斌联袂主演的韩战影片《太极旗飘扬》，它们似乎都是对卡明斯的“内战说”的艺术表述。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种内战史观及悲情美学是否也应该对我们自己固化的历史叙事有所触动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