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克伯格曾经的导师肖恩·帕克大力赞扬“黑客慈善”。
墨西哥电信大亨斯利姆对扎克伯克的捐赠有独特看法。
盖茨夫妇及巴菲特是扎克伯格的榜样
“在21世纪，成功不仅是要赚很多钱，还要知道如何摆脱它。”
大量证据表明，无论是小额信贷、影响力投资，还是向公司捐助，往往对全球穷人没有太多积极帮助，反而趋向于以穷人的支出为代价，让富人变得更富。
技术大亨扎克伯格本来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要人物。现在，带着捐出450亿美元的承诺，他将“黑客慈善”发展到一个新高度，自己也升级为许多人眼中的“超人”。但是，如此巨额的善款内含的巨大影响力会否把他变成一个“支票独裁者”？
扎克伯格开一辆大众高尔夫，一年只领一美元的象征性薪水。2006年，22岁的他拒绝从Facebook领高薪。2010年，他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普莉希拉·陈搬进他家时，他贴了一张照片，准备送出一些日用品和电器，因为现在他们什么东西“都是双份的”。他整天穿着的，是灰色T恤和帽衫。
低调的生活给扎克夫妇引来许多敬意，但在其他某些方面，他们又相当高调。比如上周，他们就做出一件引起全球轰动的事。通过致刚出生的女儿M ax的公开信(当然是贴在Facebook上)，两人宣布将把他们持有Facebook股票的99%捐给慈善事业。这封信充满使命感，还用了“个人化学习工具”这样的词儿，可能不像小M ax期待的那样甜蜜和粘乎，但没人能否认它的分量———以目前估值，这家人捐出了至少450亿美元。
如果说扎克伯格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现在他则被视为“超人”。盖茨和巴菲特也曾做出如此慷慨的决定，但他们都是“老人”了，已拥有财富很长时间。扎克伯格才31岁，还会领导Facebook很长时间。他已经塑造了一代人的行为，如今通过这“小小的馈赠”，又为他们树立了一个无私的榜样。
因此，毫不意外，扎克伯格得到了热烈的颂扬。梅琳达·盖茨和歌手夏奇拉都点了赞。“在分析它之前，首先肯定这是一件极端慷慨的礼物，这一点非常重要。”伦敦经济学院的马歇尔慈善与社会创业研究所创始人之一汤姆·休斯-哈莱特说，“我非常激动。”
同样不出意外的是，也有大批冷嘲热讽。“简直是人类史上最蹩脚的使命宣言，”推特上一个帖子说。“扎克伯格把你个人信息的99%捐给了慈善事业。”另外一个表示。
扎克伯克应该正忙着给女儿换尿片，没时间理会这些批评。尖刻的推特放在一边不论，很多人会同意，450亿美元确实相当大方。但这笔钱不是无条件送出的，拨开诋毁的阴云，一些真正严肃的问题需要回答。
自盖茨基金会成立时起，就有人从超级捐赠上看到了巨大风险，担心人们会因震惊和感动而变得盲目，忘记思考这种行为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私人捐赠被披上了一层神圣感，即使是最温和、平淡的批评也会被视为冒犯。”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高级讲师林赛·迈克戈伊说，“一般认为不应对这种私人捐款有所限制。但问题在于，巨额捐款对许多决策有重大影响，波及数百万人的生活，所以需要监管。”
从这个角度看，扎克伯格就不再是一位“超人”，而是“支票独裁者”。为确定哪个版本更接近真相，我们需要对“硅谷之王”多作了解，也要现代慈善业改变世界的方式多加研究。那些认为扎克伯格纯粹利他的人可以在《纽约时报》不久前一篇报道中找到论据。文章说，在与技术界领袖及奥巴马总统的一次会面中，扎克伯格发现同行过于关注鸡毛蒜皮，而不是更宏大的公益议程。他认为技术界应有这方面的追求。同样投身慈善的美国富豪、R osetrees基金会主席理查德·罗斯说，如此说来扎克伯克充满动力，但同时在这个新的领域，他会有点打怵。“就像登陆一片陌生土地，不知道需要的东西在哪里，该怎么做，只知道必须探索。”
而扎克伯格在探索的时候，可能会追随盖茨这位先驱。给M ax的那封部分遣词用句映出了盖茨基金会的影子。但盖茨不是扎克伯格唯一的榜样，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硅谷富豪向慈善业捐出大批财产，将所谓的“黑客慈善”发扬光大。去年美国最慷慨的六位慈善家中，有3位都才30多岁，身处技术行业。和扎克伯格一样，硅谷似乎在成长，或在寻找更宏大的身份象征：当富到连私人飞机都显得低档的时候，可能唯一可以彰显胜利的办法就是穿着破旧的衣服，把钱都捐出去。“这很棒，引起关注说明他们是人生样板：在21世纪，成功不仅是要赚很多钱，还要知道如何摆脱它。”肯特大学慈善中心负责人贝丝·布里兹说。“这跟我小时候熟悉的‘有很多很多钱’的富翁形象相距十万八千里。”
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这些新时代的慈善家不满足于传统慈善家的利他形象。在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扎克伯格曾经的导师肖恩·帕克称，传统慈善业“基本过时”———只会送出一些捐款，以自己的名字为某栋建筑命名。他描述了一种新的慈善之路：不怕失败，灵活，怀疑旧智慧———就像他们在技术行业所做的变革一样。
当如此规模的捐款所怀的构想又如此新颖，结果可能走偏也就不意外了。扎克伯格已经尝到滋味：2010年在奥普拉脱口秀中，他宣布捐出1亿美元，用于改革新泽西纽瓦克市的学校。他和一起上节目的时任纽瓦克市长科里·布克表示，他们将在5年之内，把表现糟糕的纽瓦克公立学校(阅读达标的孩子不到40%)变成“希望之地”，措施包括关闭失败的学区学校、重新评估教师合同、解雇不合格教师、给优秀教师发奖金等。
但问题是，奥普拉的观众比纽瓦克居民更早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进行的改革基本上没有教师或家长的参与，引来激烈抨击，最终导致布克败选，市议员拉斯·巴拉卡当选新市长，他承诺就此停止改革。而在3000英里外的地方，扎克伯格读着纽瓦克居民对他的声讨，说他只是一个漠不关心的亿万富翁。
当然，花在纽瓦克的钱也不是毫无产出：表现较好的特许学校得到扩张，新合同提高了教师责任心，行政管理有所改善。但60%的纽瓦克孩子就读的学区公校陷入财政危机，在州标准测试中的成绩下降，因为很多孩子转去了特许学校。在节目中，扎克伯格说希望纽瓦克成为改造失败城市学校的典范。而如今，很多慈善人士把它作为失败案例，研究如何跟要帮助的社群打交道。
不过，事实证明，扎克伯格是一位认真的学生。这次宣布捐款消息时，他们夫妇列出了“陈扎克伯格倡议”(C hanZuckerberg Initiative)行事的六条原则，其中一、二两条明显吸取了纽瓦克的教训。第一条呼吁进行长期投资———25年，甚至100年，肯定不是纽瓦克时期设定的5年，因为“短期思维不足以解决巨大的时代挑战”；第二条是“直接与服务的人群接触。如果不理解他们群体的需要和愿望就不能帮到他们。”
这对夫妇选择把普莉希拉的姓放在新慈善机构的前面，是很有趣的决定。陈本身出自草根，在马萨诸塞州的昆西长大，是一个中越移民家庭的长女。她妈妈为养家打两份工，陈则是家里的翻译。她深信教育改变人生，曾多次提到，公立学校的老师鼓励她努力学习，在她通往哈佛的路上立下汗马功劳。而她正是在那里遇上扎克伯格。大学时期，陈在波士顿一个针对低收入儿童的课外项目做志愿者。毕业之后，她在加州做过一个小学的科学老师，后来又读了医学院。成为儿科医生后，经常接触到社保医院那些家庭状况较差的病人，相信在极端贫穷中长大的孩子会受到身心伤害，需要额外的支持，而这些支持是现在主流的教育改革议程提供不了的。有鉴于此，她之前宣布将与一个社区卫生中心合作，开办一所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学校，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甚至是出生前———就为他们及其家庭提供医疗和心理健康服务，全部免费。虽然近几年，在针对低收入学生的学校中，引入类似服务的做法日益流行，但这个学校的特殊之处在于一开始就纳入服务，而不是事后补救。“很多孩子早在入学之前就面对种种挑战，比如贫穷、忽视、家庭不稳定和很差的周边环境，这些挑战让他们远远落后。”学校网站写道，“创伤性的童年体验会影响孩子维持身体健康、促进大脑发展的能力。研究表明，处于不利童年环境的孩子里，五分之一有发育不良和教育落后的巨大风险。”
这个项目显然跟纽瓦克项目完全不同。去年陈在参加今日秀时提到此事时说，他们已经看到了解受助社群的想法和需要是多么重要。
多倾听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细读扎克伯克夫妻的致女儿书，你会看到关注受助人需要不是唯一的创新。“陈扎克伯克倡议”将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结构，这意味着它可以投资营利性企业，也可以将钱用于政治行动。信中强调，这一点很关键。“我们必须参与政策和游说，”它对可能感到迷惑的小M ax说，“很多机构不愿这样做，但必须有运动来支持进步，这样才有可持续性。”
这听上去是挺有意义，但也引起了警觉。迈克戈伊说，这意味着扎克伯格可以摆脱传统慈善基金会所受的种种束缚，让人担心他个人对政策的影响不受控制。“假如科赫兄弟(美国亿万富豪———译注)捐出450亿美元，用在监控美国每位穆斯林上，那人们肯定马上要跳起来。”
事实上，因为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结构，“陈扎克伯克倡议”还算不算慈善机构，也在媒体上引起了争议。《纽约时报》记者杰西·艾森格写道，扎克伯格只是“把钱从一个口袋换到了另外一个口袋里”。之所以称之为“慈善”，不过是因为当有钱人说要把99%的财产捐出来，其中应该有一部分会用于公益。而知名财经记者费利克斯·萨尔曼则认为，这是一种全新、激进的运动，即“慈善资本主义”。他向扎克伯格致敬：“扎克伯格不会满足于小型、可见的干涉，比如让饥饿的人吃饱，给穷人钱。因为那样不成气候。那样的活动可以改善世界，但不能改变世界。”他坚持说，扎克伯格想要的是大变，把钱给穷人无法达成这一目标。
英国《卫报》评论说，萨尔曼说扎克伯格和其他技术企业家往往讨厌直接帮助穷人。这是对的，但他认为“慈善资本主义”是全新事物则是误会。近些年有三股潮流是慈善向慈善资本主义转化的典型：小额信贷的崛起、“影响力投资”的增长，还有新式投资机构的兴起———比如扎克伯格的有限责任公司。它们以营利组织面目出现，这样就可以向逐利的受益人提供金融资助和投资，而不必像非营利机构那样，受公开、透明等要求的束缚。甚至连盖茨的基金会(虽然它是传统的私营基金，而非有限责任公司)近几年也从捐款转向营利企业，比如2014年向万事达公司提供1100万不偿付款项，帮助该公司扩展在内罗毕的业务。而大量证据表明，无论是小额信贷、影响力投资，还是向公司捐助，往往对全球穷人没有多少积极帮助，反而趋向于以穷人的支出为代价，让富人变得更富。最好的例子就是小额信贷。多项研究表明，小额信贷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英国国际发展署发布了2011年一项研究，认为小额信贷对穷人而言宛如“沙中城堡”。但小额信贷在发展中地区减贫的失败并没有影响到那些在营利基础上提供贷款的公司的盈利，投资者的收益率总是超过标准普尔500指数。被重新包装为“普惠金融”后，小额信贷作为促发展工具，继续受到世界银行、盖茨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经济学家米尔福德·贝特曼称小额信贷是“僵尸政策”，“一个已经僵死和腐烂的主意，却从未停止试图从坟 墓 中 爬 出 。”影响力投资———相信通过投资于公益项目可以获得金融收益———是另外一个激进的潮流，但是可见收益基本上远远落后于宣传。“社会企业联盟”前CEO凯文·林奇曾是“影响力投资”的信徒，认为它可以把营利机构与非营利组织联系起来，为公益目标努力，但他很快改变了想法，现在则担心“影响力投资的幻想会把美元从慈善业中带走。”《卫报》由此提出，人们不应被新奇的表象迷惑，把好生意与公益嫁接到一起这种想法既不具备革命性，之前也有人做过，只是寻求新资本供应的又一版本。
有些人决定不去多想。“世上没有什么事，只会产生好结果，没有一丝副作用。”理查德·罗斯说：“人们喜欢他，他有专业知识和技术，他拿出这么多钱，必然会产生一些好的结果。也许这种行为还可以激励别人，成千上万的人身家在1000万到10亿美元之间，如果其中拿出其中一小部分出来做慈善，也会产生巨大影响。”
归根到底，这场争议可能源于慈善的自我矛盾：利用以自利方法获取的私人财富去完成利他的、公共的目标。一方面，这是富豪们的钱，他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批评他们没把善款用对地方显得很荒谬，就像指责人家买的游艇不对一样；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个人扮演了本应由政府扮演的角色，可能我们得把这巨大的馈赠看作艺术品：它带着创作者不可磨灭的印记，但终究属于世界，因此要经受世界的诠释和审视。
目前而言，这样的争议还没有实际意义。基本上可以说扎克伯格想拿这笔钱干什么都行，他之前做的慈善也让人有足够的理由乐观。至于这一次，他能否管理好自己的馈赠，不让政治染指，接下来又将如何改变世界，还没有多少人知道。
